文化视野中的文学艺术辩解兼论藏族民间文学的(7)

我们知道,任何不同程度的制度文化都来源于社会实践,并逐渐完善。法律、道德也不过于此。早在殷周时期形成了道德、宗教、政治“三位一体”的制度模式,因为风俗习惯形成于不同的地理环境和主体观念。反过来讲,风俗习惯对主体的行为动作起约束和制控作用。这一相互补充,互动作用的关系被可以称之为文化相对主义的初级形式。有关制度文化方面的例子,在藏族民间文学中首屈一指：如揭露、讽刺某些宗教曲解的行为谚语“口中念起慈悲嘛呢,裙下暗藏杀人屠刀。”“要成大事,须有恒心”。还有反映农奴的斗争精神和反对封建领主霸权的民歌如：“本来不想当‘土匪’,无法负担三种差税!”(孙全寿译)等等。

3.精神文化类

民间文学中有许多精神文化的成分,但这主要是把神话故事作为论点,略述精神文化的人文价值及文化功能。关于天地缘何而起的问题上,各民族都有着似同而异的神话故事。如汉民族的祖先盘古如何开天辟地的神话;日本的伊并诺跟伊并冉兄妹二神,如何把水珠变成岛屿的神话;以及藏民族《斯巴形成歌》所述的神话内容等等。至于创世创人以后的历史生活,正如柏杨先生所说“结果只能提一幅静态的说明：每一个民族发展几乎都一模一样。好比说,他们都是先用石头,再用青铜”[9]。但笔者在费尔巴哈的古典哲学著作中知道“哲学不应从自身开始,而应从它的反面,从非哲学开始”[10]的逻辑结论。从这一理论讲,富有幻想精神的“神话是原始人的哲学和科学,[11]”是一种特殊环境下产生的一种精神表现,因此可以说,神话孕育着早期的哲学形态。台湾作家柏样先生曾在他的巨著《中国人史刚》中说：“神话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一个民族的历史如果没有神话部分,这个民族不过是一群木偶而已”[9]。“从以上的理论学说看,神话及纯虚构性的民间故事都有着不可割裂的社会文化背景及独特的主体观念因素。所以,我们不能用纯现代的目光去审视和批判原古人们的文化观念。在宏观程度上讲,通过神话故事,我们可以了解”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 (庄子《齐物论》)”和“以天为宗,以德为本 (庄子《天下篇》)”的世界观、人生观的文化根源,以及“天命神权”、“天人和一”的存在意识。其次,我们也从中可以找到原始观念中的有机成分并当今不断发挥作用的文化内涵,即远古时期的若干史实。比如：藏族人民对神秘莫测的大自然的探索精神,并反映畜牧时代的思想认识的《斯巴宰牛歌》中：问：斯巴宰杀小牛时,砍下牛头放哪里?我不知道问歌手;斯巴宰杀小牛时,割下牛尾栽哪里,我不知道问歌手;斯巴宰杀小牛时,剥下牛皮放哪里?我不知道问歌手。答：斯巴宰杀小牛时,砍下牛头放山上,所以山峰高耸耸;斯巴宰杀小牛时,割下尾巴栽山阴,所以森林浓郁郁;斯巴宰杀小牛时,剥下牛皮铺大地,所以大地平坦坦 (孙全寿译)。诸如此类的民间作品中我们能够探究远古人民合乎情理的奇妙联想和求知欲精神,比如猕猴演化成人的神话故事都被给予了无限的审美趣味和研究价值。因此说：神话故事所包含的这种历史素材无疑是研究人类社会萌芽状态的宝贵资料。

四、文学之超语言的艺术表现

众所周知,“文学是语言艺术”。那么,我们从语言本身的结构去分析,语音、词汇、语法是构成语言的基本要素。从这三个要素来讲,不管是文学语言,还是非文学语言,都应当是这三个约定俗成的基本框架内进行组合的。那么,如果反映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的一切语言体系都服从这个规律,并表现社会、情感的话,恐怕我们难以说清楚文学语言和非文学语言的本质区别,更谈不上“文学是语言艺术”的实际意义了。因此,针对这个较复杂的问题,现阶段文艺理论界提出了一个新的话题;即“文学的超语言性”。就是说“一方面,文学要以语言为物质载体。另一方面,文学必须超越语言,进入自由的审美体验。”[2]文学是沟通审美对象的一种特殊中介,这种中介功能总是以“出场”或“不出场”,“显身”或“隐身”的形式运作它的历史使命。恩格斯说,自己在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中学到的东西,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都东西还要多”[12]。这一特殊的语言功能就是非文学语言所无法替代的“文学自身”独有的语言艺术及其审美活动,与科学语言有很大区别。比如：在介绍同一个事物过程中,地理学中的语言必须以客观、如实地叙述对象物的具体特征,决不能出现半点虚拟。而文学语言可以凭借自身相对自由的存在意义,通过虚构、夸张等手法描绘对象物,使之把对象物描述的更加完善或恶劣。

文章来源：《疑难病杂志》 网址: http://www.ynbzzzz.cn/qikandaodu/2021/0613/44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