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视野中的文学艺术辩解兼论藏族民间文学的(3)

(一)文学体裁方面

分类、归类,往往是人们试图把握任何复杂的对象能够客观具体地接受并便于分析对象的首要目的。那么,文学体裁的分类也不过如此。早在先秦时期,我国就出现了以体裁为分编的两大巨作,即：诗歌总集《诗经》和最早散文集《尚书》。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刘勰以“有韵”、“无韵”作为基点,将文章分为“文”、“笔”两大类,所谓,“今有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文心雕龙·总术》。西方最初把书写的作品分为“韵文和散文”两类。到公元前4世纪的亚里士多德,在自己的巨著《诗学》中其分为“史诗、抒情诗、戏剧”三大类。古印度的文艺理论家“檀丁”在巨著《诗镜》中,也“将诗歌 (文学)的形式分为三体：有韵律 (诗)体、无韵律 (文)体、杂文。无韵的文体中又分故事和小说,但他认为二者实际没有区别”。然而,鉴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及人们对审美意趣的不断提高,文艺理论家把文学之体裁先后被分为“三分法、四分法”,至今天的“五分法”。

藏族民间文学最初以记忆口耳的机能,代代相传。因此,在一定的时期内,藏族民间文学与其它民族一样,尚未形成专门的学科体系。随着文学实践的不断活跃,文学作品的内容也不断地被拓宽、更新,关于文学体裁的分类也不断地得以修正和改善。后世的文艺理论家借用现代文艺理论知识,把零散性的民间文学作品进行梳理、分类,使得把民间文学在艺术领域的长足发展,提供了适宜的空间。从这个实践基础上讲,藏族民间文学蕴涵了诗歌、故事、传记、神话、史诗、戏曲等各种体裁的丰富内容。所以,老舍先生曾在他的《兄弟民族文学报告》中指出：“藏族民间文学是丰富多彩的,在形式上不但有传记……和各种形式的诗歌,还有戏曲……文学已有了高度发展的证明。

(二)主题思想方面

主题是作者在文章中通过各种材料所表达的中心思想,它包含着作者对文章中所反映的客观事物的基本认识、理解和评价,体现着作者写作的主要意图。在此,我们把藏族民间文学的主题思想,并不是由以上所述的不同体裁去一一分析,而是把它纳入文化分类的三个逻辑层次,举例说明。

1.物质文化类

所谓的物质文化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文化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们以物的生产及其交换,而尽可能地满足自身物质需求的生存状态。也就是说,物质文化是关于生产劳动方面的文化态势。诸如：为吃、住、行而形成的民间文学作品之主题思想。如《格萨尔王传》中记载：“白色银子和紫骡,还有汉地吉祥的花茶,三者产地虽不同,却都汇集在繁华市场上,只有商人福气大,所以有缘饮汉茶”(佟锦华译),这一类的民间作品一方面反映了人类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另一方面,巧妙地解释了各民族相互来往和物质交换的社会文化现象。还有,“犁头真好,就如大鹏翅,牛角真好,系上五彩绸,黑白五谷由此来,生活因此得发展 (孙全寿译)等流行于康藏安多三区的有关物质文化方面的民歌、谚语,以及传说故事等表现极为生动、鲜明的民间作品是不计其数的。

2.制度文化类

我们知道,任何不同程度的制度文化都来源于社会实践,并逐渐完善。法律、道德也不过于此。早在殷周时期形成了道德、宗教、政治“三位一体”的制度模式,因为风俗习惯形成于不同的地理环境和主体观念。反过来讲,风俗习惯对主体的行为动作起约束和制控作用。这一相互补充,互动作用的关系被可以称之为文化相对主义的初级形式。有关制度文化方面的例子,在藏族民间文学中首屈一指：如揭露、讽刺某些宗教曲解的行为谚语“口中念起慈悲嘛呢,裙下暗藏杀人屠刀。”“要成大事,须有恒心”。还有反映农奴的斗争精神和反对封建领主霸权的民歌如：“本来不想当‘土匪’,无法负担三种差税!”(孙全寿译)等等。

3.精神文化类

民间文学中有许多精神文化的成分,但这主要是把神话故事作为论点,略述精神文化的人文价值及文化功能。关于天地缘何而起的问题上,各民族都有着似同而异的神话故事。如汉民族的祖先盘古如何开天辟地的神话;日本的伊并诺跟伊并冉兄妹二神,如何把水珠变成岛屿的神话;以及藏民族《斯巴形成歌》所述的神话内容等等。至于创世创人以后的历史生活,正如柏杨先生所说“结果只能提一幅静态的说明：每一个民族发展几乎都一模一样。好比说,他们都是先用石头,再用青铜”[9]。但笔者在费尔巴哈的古典哲学著作中知道“哲学不应从自身开始,而应从它的反面,从非哲学开始”[10]的逻辑结论。从这一理论讲,富有幻想精神的“神话是原始人的哲学和科学,[11]”是一种特殊环境下产生的一种精神表现,因此可以说,神话孕育着早期的哲学形态。台湾作家柏样先生曾在他的巨著《中国人史刚》中说：“神话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一个民族的历史如果没有神话部分,这个民族不过是一群木偶而已”[9]。“从以上的理论学说看,神话及纯虚构性的民间故事都有着不可割裂的社会文化背景及独特的主体观念因素。所以,我们不能用纯现代的目光去审视和批判原古人们的文化观念。在宏观程度上讲,通过神话故事,我们可以了解”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 (庄子《齐物论》)”和“以天为宗,以德为本 (庄子《天下篇》)”的世界观、人生观的文化根源,以及“天命神权”、“天人和一”的存在意识。其次,我们也从中可以找到原始观念中的有机成分并当今不断发挥作用的文化内涵,即远古时期的若干史实。比如：藏族人民对神秘莫测的大自然的探索精神,并反映畜牧时代的思想认识的《斯巴宰牛歌》中：问：斯巴宰杀小牛时,砍下牛头放哪里?我不知道问歌手;斯巴宰杀小牛时,割下牛尾栽哪里,我不知道问歌手;斯巴宰杀小牛时,剥下牛皮放哪里?我不知道问歌手。答：斯巴宰杀小牛时,砍下牛头放山上,所以山峰高耸耸;斯巴宰杀小牛时,割下尾巴栽山阴,所以森林浓郁郁;斯巴宰杀小牛时,剥下牛皮铺大地,所以大地平坦坦 (孙全寿译)。诸如此类的民间作品中我们能够探究远古人民合乎情理的奇妙联想和求知欲精神,比如猕猴演化成人的神话故事都被给予了无限的审美趣味和研究价值。因此说：神话故事所包含的这种历史素材无疑是研究人类社会萌芽状态的宝贵资料。

文章来源：《疑难病杂志》 网址: http://www.ynbzzzz.cn/qikandaodu/2021/0613/445.html